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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毕竟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非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权责统一是任何权力正确运行的基本规律，司法权力的运行尤其如此。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

围绕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我国司法担当着权利救济定分止争制约公权的功能。在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必须正确处理好与党委、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以及人民群众的关系：要服从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使司法权的行使有政治保证。二、司法责任制的理论支点 要正确认识和坚定推进司法责任制，就必须弄清楚其内在的理论依据。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就是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5]。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机制、创新方式、畅通渠道，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裁判文书。

二是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司法机关内部的干预。实行司法责任制，就是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实现权责相统一，建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在立法机关同时承担着宪法监督职能的宪法体制下，上述通过立法实施宪法的机制本身包括了消极性的合宪性控制和积极性的宪法实施两种方式。

近代中国法学受日本影响较大，许多法学概念都是从日本回流传入中国。国民党六中全会决议公布后，中共中央在12月1日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二次指示中提出，应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58] (二)非司法中心的宪法实施 在中国宪法观念史上，对新中国的主流宪法观念影响最大的是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法学说。[7]在其他法律文本中也有宪法实施、贯彻实施宪法等表述。

清末立宪时，清政府廷发布的《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称：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对此，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既定立宪矣，则其立之之次第当如何？曰：宪法者，万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故当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详审慎，而务止于至善。

他认为现在各国关于实施宪法方面有两类：一是国家最高法院单独负责实施宪法，如果议会通过的法案或是国家行政元首的行政行为与宪法违背时，最高法院就可以宣告无效。[64]西方强调司法中心的宪法实施理念主要是将宪法作为一种条件规范对待，因此其实施更多是通过司法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来贯彻实施宪法。[75]这些近代宪法理念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代议机关在宪法秩序的建构功能中寄予厚望。相应的，宪法监督不是依靠宪法的最高法律位阶效力，而是依靠更高的政治权威来实现。

[35]与此相应，上述这种变法思维主导的宪法实施理念就是：强调宪法制度变革的政治动力。[54] 在上述宪法思维的主导下，我国主流的宪法实施概念，非常重视作为政治过程的宪法实施。[31]而过程论的宪法实施论则认为，实施宪法是一个生活的过程，绝不是一个死的概念。有关宪法司法化的理论参见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43]《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3页。

讨论宪法，固以法律论为基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宪法实施概念可以追溯到宪法起草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宪法观念，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宪法观念和斯大林版本的国家法学说。

因此主张首先要实行开明专制[29]或者训政[30]，这是实施宪政的必经阶段。这种变法思维暗合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宪法实施概念。由于任何公权力机构都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因而合宪的公权力行为均可被认为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14]上述观点也是对彭真在宪法草案说明中的宪法实施过程进行的概括。[59]虽然宪法实施是一个本土概念，但宪法监督这一个概念则源自苏联宪法学说，参见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国家法教程》，彭健华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56页。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在变法思维的影响下，宪法实施这一概念体现了一种高度概括、粗线条的宪法思维。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

即，通过政治动员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进而实施宪法。[50]逄先知：《新中国首部宪法诞生背后：毛泽东删国家元首条文》，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46期。

此后一段时间，梁启超成为毛泽东尊崇的人物。[42] 此外，作为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支流，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说也是影响中国宪法观念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宪法通过以后，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地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13]根据王汉斌的归纳，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实施，概括起来关键有两条：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在上述宪法实施的理念中，宪法规范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多个主体参与，这显然也有别于以宪法审查为中心的实施模式。另参见彭真委员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胡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赞成列宁。在这种附属型的宪法实施过程中，宪法更多被视为政治的形式，必须随着政治的发展与时俱进。

[52]条件程式与目的程式这对概念是卢曼的区分，See Niklas Luhmann, Law as Soci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96-203. [53]但不是完全通过政治化的方式来实施，因为这些条款也可作为宪法判断的依据，通过法律方式实施。在成文宪法制定以后，宪法实施概念的含义在逻辑上应该是以成文宪法为起点的实施，换言之，是一种成文宪法制定后的宪法实施。

四、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宪法实施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全面废除六法全书，包括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并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40]梁文海：《制定宪法与实施宪政》，载《抗战时代》1936年第3期。

从宪法实施概念产生和发展的源流来看，毛泽东有关宪法实施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法学说。[31]张佛泉：《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载《独立评论》1937年第236号。宪法实施最关键的主体仍然是国家机关。[15]在这种思路主导下，所谓宪法实施不局限于法律方式，其主体非常广泛，实施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甚至包括一般人民大众。

政府守法是在义务方面，承认并且尊重人民的权利，不随便滥用政府的权力去干涉人民的权利。众所周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斯大林的建议下制定的。

[46]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苏联宪法观念特别是斯大林有关苏联宪法草案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大。1983年至1987年，彭真任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直接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也是宪法实施进程的重要推动者。

因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第一个步骤是起草、制定宪法，然后再实施宪法。